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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辽库伦旗(1)·内蒙地区唯一的喇嘛旗,清代民族政策试点城镇

通辽库伦旗(1)·内蒙地区唯一的喇嘛旗,清代民族政策试点城镇 阿兴喇嘛与曼殊希礼库伦

库伦旗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南部,东邻科尔沁左翼后旗,西连奈曼旗,北临开鲁县,南接辽宁省,旗政府位于库伦镇,镇中心的三大寺曾是内蒙古重要的宗教圣地。有清一代,库伦旗是内蒙地区唯一实行政教合一的喇嘛旗,地方宗教与行政都归寺院管理,既是一块“特区”,又是清代蒙藏管理模式的试点和样板城镇。库伦是蒙古语,原意是草原上的圆形营帐,后来代指庭院、寺庙。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旧时也叫库伦,人们一般把外蒙称为大库伦,内蒙的称为小库伦。

河蚌绘·库伦三大寺平面图。

明代末年,黄教喇嘛阿兴希日巴来到内蒙喀喇沁地区传教,这引起了后金高层注意。彼时刚刚在东北崛起的后金希望以宗教团结蒙古人,于是皇太极将阿兴希日巴喇嘛迎请到盛京(今沈阳)讲经。此时后金的势力范围还限于关外和内蒙东部,没有建立全国政权,对于青藏地区也不甚了解,更是不可能直接接触到达赖和班禅这类顶级人物。于是就将这位出身并不太高的阿兴希日巴喇嘛封为“曼殊室利阿星兴呼图克图”,意为“文殊菩萨活佛阿兴”,到底是菩萨还是佛,完全没整明白。

库伦旗的寺庙建筑风格多为汉、蒙、藏合璧式,图为兴源寺正殿,带有明显的民族风格。

册封之后,皇太极给了阿兴一块领地,范围就是今天的库伦旗。后金希望将这里打造成集朝拜、旅游、商贸、纳降于一体的示范型宗教特区,当时叫做“曼殊希礼库伦”,意为文殊菩萨庙。后金天聪八年(1634年),阿兴喇嘛这里建起了寺院,后金号召喀喇沁各部都要派喇嘛去学习,同时大量移民漠南蒙古信众,朝廷每年拨银一千两作为寺院经费,同时要求喀喇沁四旗供应粮食,示范区就此形成。

库伦旗牌楼,上面是旧称,锡勒图库伦。

库伦旗的前身锡勒图库伦

特区创立三年后,阿兴希日巴喇嘛圆寂,享年八十岁。于是后金让阿兴希日巴的师弟——囊素喇嘛掌管库伦事务,皇太极赐封囊素喇嘛为“锡勒图达尔罕”,锡勒图意为“法座”的意思,级别低于呼图克图(活佛);达尔罕是“神圣”的意思,这个封号就准确多了。从此蔓殊室利库伦改称锡勒图库伦。

第二任掌印喇嘛,囊素灵塔。

清顺治三年(1646年),第二任掌印囊素喇嘛圆寂,此时清朝已经入主中原,与西藏的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有了直接来往。第三任掌印喇嘛西布札衮如克就是西藏方面派来的,顺治皇帝授命其担任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,并发给他一枚手戳,“札萨克”是蒙古语执政的意思,“达”是长官的意思。札萨克达喇嘛既是宗教领袖,也是最高行政长官,锡勒图库伦从此成为政教合一的喇嘛旗。

兴源寺山门,位于北面山坡上。

锡勒图库伦的最初寺庙都是移动的帐篷,后来围着帐篷建了四座佛塔作为标志。到了顺治六年(1649年),开始建立固定寺院,这就是库伦三大寺中最早的一座——兴源寺。兴源寺是锡勒图库伦主庙,是札萨克达喇嘛驻地,建筑以汉式为主体,兼有蒙藏风格。选址位于库伦镇北面的一处缓坡上,靠山面水、风景极佳,后来的三大寺都在这座山坡上扩展,居高临下,气势宏伟。

兴源寺最初的山门,嘛尼殿,建于顺治七年。

顺治七年(1650年)寺院一期工程竣工,五世达赖赐名“噶丹却让”,顺治皇帝赐额“兴源寺”,初建时寺院规模不大,仅是现存兴源寺的后半部分。嘛尼殿意为“转经殿”,曾是兴源寺最初的山门,不知早期殿中是不是安放了一个大转经筒,信众们经常在此转经而得名。

嘛尼殿内的原始壁画《六子戏弥勒》,这个弥勒形象来源于东北老太太的形象,看起来非常富态。

嘛呢殿两侧墙上保存有顺治年间的原始壁画,内容是四大天王、十八罗汉和“六子戏弥勒”图,为汉族壁画风格,现为国家一级文物。嘛尼殿后面的“额克苏莫”意为母寺,是兴源寺早期的正殿,为面阔五间的硬山式建筑,东西两侧各有三间配殿。正殿西侧有七间圆山顶厢房,是当时的厨房,玛尼殿西侧有两间厢房,通称“吐蕃格日”,意为藏式房,是最初的喇嘛宿舍。兴源寺建成后,常驻喇嘛108名,后又从卓索图、哲里木、昭乌达三盟迁入居民500户,作为寺院属民,特区初具规模。

兴源寺正殿内部是传统的藏式风格。

兴盛时期的库伦街和王爷府庙

清代前期,朝廷对于东北和蒙古地区实行相对封闭的政策,内地人禁止前往这里开垦经营,但这个特区则是开放的。自康熙年间,锡勒图库伦就开始有汉族商人移民到此,寺院前面的南山经常有马市交易,皮毛等农副产品堆积如山。后来在库伦河岸边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库伦街,聚集起大量的商户和民居,形成了定期的集市。据清代文献的统计,库伦街上有义恒隆、德源泰、益源泰、谦恒益、谦恒泰、宝增和、宝增长、公玉成、公玉兴、公玉隆等数铺面十家,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大都是汉商的买卖,来源地直指山西。

象教寺山门,门前的旗杆和石狮子是内地县衙门的样式。

随着城市的发展,兴源寺就显得过于狭小了,不足以满足行政机构日常办公。康熙九年(1670年)在兴源寺东边,象教寺动工,这是一座集寺院和衙门于一体的机构,当地人俗称“王爷府庙”。建成后的象教寺成为锡勒图库伦最高权力中心,札萨克达喇嘛平日就在这里办公。正因如此,象教寺的布局不同于传统寺庙,而是更接近内地的县衙门,其中佛殿仅占寺院总面积的四分之一,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办公室,相当于县衙三班六房,这里叫喇嘛印务处,下设喇嘛笔帖式和喇嘛佐领负责日常管理。

象教寺无量寿佛殿,用作衙门正堂。

修建象教寺时,寺院从内地请来了汉族工匠,建筑平面采取汉式官府布局。门前有八字影壁,山门是三间一启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,门前有石狮和旗杆,正殿三间,为单檐歇山顶,下悬有由满蒙汉藏四种文字写的象教寺匾额,正殿供着弥勒佛。绕过正殿,后面是阿尤喜殿,意为无量寿佛殿,大殿面阔五间,相当于县衙的大堂。殿内正中是札萨克达喇嘛的宝座,地上有原告和被告的席位,两边墙下设旁听席。当年旗民之间有了纠纷就会跑来告状,状纸先要投送到旁边的兴源寺,达喇嘛看了状子,从兴源寺夹道走到象教寺升堂审案,调解百姓的大事小情、家长里短。

大堂内部旁听席。

大堂的东侧有一座独立院落,建有堂屋和二层小楼,院中方砖幔地,种着梨树和丁香花,环境非常优雅。院中堂屋叫做玉柱堂,很有诗意,这是扎萨克达喇嘛日常起居和会客的地方,门前刻着蒙古文对联,旁边有厨房和传达室。象教寺从前的最高管理者是尚斯德喇嘛,意为管家喇嘛,主要负责伺候扎萨克达喇嘛起居伙食。剩下的喇嘛都在充当各种差事,有负责税收的、治安的、采购的、法事活动的,相当于衙门小吏。

玉柱堂大门,里面是扎萨克达喇嘛内宅。

象教寺建立后,西侧的的兴源寺在雍正初年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,寺院整体向南延伸。新的山门位于中轴线南延长线上,进门后是对称的钟鼓楼,后面新修的正殿面阔九间、进深九间,当地俗称“九九八十一间殿”。这种造型是标准的藏式寺院“都纲法式”,平面呈“回”字,外围一圈是由二层平顶楼房构成的围廊,中心是木构坡顶式建筑,民族特色鲜明。

兴源寺九九八十一间殿。

福缘寺的建立及喇嘛旗制度的消亡

福缘寺是三大寺中建立时间最晚的,建于乾隆九年(1742年),寺院位于象教寺南面山坡下。福缘寺中路主体建筑有山门、大经殿、供佛殿和关老爷庙,后面还有一座覆钵式白塔,院落规整、规格很高。大经殿是一座传统的藏式建筑,面阔五间,进深五间,里面供着宗喀巴大师、白度母和绿度母,正中设扎萨克达喇嘛宝座,是他讲经时坐的。

福源寺正殿内部。

福缘寺核心是供佛殿,是一座五间重檐庑顶的中式建筑,是整个库伦旗规格最高的建筑,大殿内外布满彩绘,天花板是鎏金蟠龙的,装饰精美。大殿内主供三世佛,分别为燃灯佛、释迦摩尼和弥勒佛,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。供佛殿后面有两棵古树,一松一柏,是当年乾隆皇帝来特区视察时亲手栽的,已经三百多年了。福缘寺最后一进院落是老爷庙,这是一座二层阁楼式建筑,里面供着关二爷。阁楼二层东侧放置有一座鎏金舍利塔,是主持建造福缘寺的第十二任扎萨克达喇嘛阿旺扎木扬的舍利塔。寺后面的覆钵式白塔是第二任扎萨克达喇嘛囊素的灵塔。

福缘寺大经殿,为标准的藏式建筑。

福缘寺建成后,锡勒图库伦的格局就固定下来了,北面山坡是宗教及行政区,中间的库伦河边是商贸和居住区,对面南山上是牧场和马市。三大寺既是库伦旗的宗教中心,又是行政中心,收入来源以清廷每年划拨的固定经费为基础,以附近的田租和房产税为主体,以商业税收为辅,同时还拥有专属的耕地和马场,城市秩序倒也井井有条。库伦旗的扎萨克达喇嘛没有转世系统,上一任圆寂了,就由清廷直接委派下一任,属于中央直属,这与西藏地区的转世系统是不同的。

福缘寺供佛殿。

到了清代后期,政府逐步放开了关外和内蒙地区的限制,大量回汉移民涌入,库伦街繁荣的商业势头压过了宗教势力,曾经的宗教圣地开始走向世俗化。大批涌入的移民在寺院附近的官牧场内择地建房、开设买卖、修坟立墓,而具有宗教属性的寺庙也常常无能为力,只能写信向朝廷告状。道光年间,清廷就多次接到扎萨克达喇嘛罗布臧臧杰的求助信,“大庙之西开商铺商民越发增多,彼等擅自侵占,盖起院子,建起房屋,不付租金;人死填埋我处,宰牛羊出卖肉食,不交原定地租,此非理之举,恳望院部制定条例,纯净我寺庙。”而当时朝廷认识到这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,终于没有管。

福缘寺关老爷庙,清代后期,汉族的神祇也被请进了喇嘛庙。

到了光绪末年,当地人口进一步增加,世俗化进程已不可逆转,于是朝廷干脆在这里设置了绥东县,辖区包括奈曼旗和库伦旗大部分地区,治所设在库伦镇。一时间旗县并立,扎萨克达喇嘛的行政权力进一步弱化,庙里很多喇嘛都在外面安家过起了小日子,县里出现了很多新式学堂,宗教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彻底打破,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。1931年,最后一任扎萨克达喇嘛罗布桑仁沁向国民政府递交呈文,请求政教分治。

福缘寺匾额。

1935年,锡勒图库伦正式改名库伦旗,结束了近三百年的政教合一体制。从根本上来讲,喇嘛旗的改制是由于落后体制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,这种改变有他的必然性。二十多年后西藏地区同样经历了类似过程,因而清初这块试验田有了它独特的历史参考价值。